对于小说的一点私见之二

二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 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的艺术作品，都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，你想要表达什么。二，你要如何表达。
　　 小说表达什么。
　　 或者说，小说写什么？
　　 生活的真，内心的善和发现的美。
　　 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小说也不例外。
　　 哪里高？作者的心灵高于生活。
　　 如何高？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。对生活真诚，真心和真爱。
　　 注意两组词的对比：想像和幻想。
　　 像是有底色的，是生活。在生活的底色上想，为之想像。
　　 想是无根的，意即没有生活。所以是虚幻的，为之幻想。
　　 编造和创造。
　　 没有生活，闭门造车，叫编造。
　　 认真生活，积极思考，叫创造。
　　 还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词：虚构。
　　 有虚必有实，实是什么？实实在在的生活。没有生活的实，哪来艺术的虚呢。没有虚，哪来构呢。
　　 内心的善。
　　 文学是慢的历史。慢指的是人心。指人心中永恒的时间感。人心是不进化的。
　　 不仅仅不进化，相反，人心有许多莫测和隐痛的东西，所以奥尔汗·帕慕克说：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做的，就是发现我们心中最大的隐痛，耐心地认识它，充分地揭示它，自觉地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文字，我们身心的一部分。
　　 发现的美。
　　 这里的美是广义的，更多是要强调人性的善良而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美，人性的恶也是。这里的美还有审美的含义。审美之审，可以有给出判断的含义，一种属于艺术的判断。倒是要提醒，一种夸夸其谈，依赖文字，故作高深的美，通篇都是赞美，句句都是华章，我称之为“美丽的幽灵”，它会为美而美，陷入美的泥坑，最终让读者不知所云。
　　 小说写什么，感性的含义更多些。
　　 小说要表达什么，更多的是理性。
　　 谈到理性，就要谈到小说的立意。
　　 立意是有高低的。
　　 鲁迅在《呐喊自序中》写道：“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省，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”
　　 沈从文在谈到《边城》的创作时，是这样写的：“我的读者应该是有理性的，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，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，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。”这里谈的是读者，写的是作者自己，写的是小说的立意。
　　 我个人观点，立意最重要的，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。
　　 每一篇文学作品，其实都是在还原一段历史——某个时间段里一些特殊的人和事，能够被创作者的艺术感触并嵌入个人记忆，而后通过艺术的表达形成属于自己的作品。这里的时间段就是一段历史。如何选择历史中的人和事入作品，不仅仅关乎艺术的才能，更关乎历史观的正确与否。目前而言的创作现状，很多人把艺术的敏锐和素养放在第一位，我个人则更倾向于把正确的历史观放在第一位。
　　 以上观点是在读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之后，对照之前池莉的小说，得出的结论。人性之恶是存在的，但作为作家的任务，是以客观同情的心去描写善。即使有恶，也是善意的揭示。沈从文先生在论及《边城》的时候，是这样说的：“一切充满了善，然后到处是不凑巧，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。”
　　 1951年，沈从文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，比对人只主观的从打击出发，会不同得多。因此生命会慢慢的日益丰富起来，因为在个人以外，还有千万种不同哀乐，在各种不同情形中存在，发生。”
　　 “文革”之后的一批作家。出于之前对“文革”作品高大全的反动，把人性恶的描写推到了极致，写出了恶的胜利，写出了一种人性中斯文扫地的投降。只要看看池莉的小说就明白了，她为后来的小说带了一个很坏的头。
　　 这就是立意低下的恶果。也是没有树立正确历史观的结果。
　　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，主要是JF之后历史教育的问题。
　　 围绕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历史教育，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，一直写到金田起义，每朝每代的历史，除了宫庭的勾心斗角，几乎就是农民起义的历史。二元对立的历史观，人物非白即黑，人性被抹杀，人物概念化。只要看一看JF后的小说，虚伪的崇高，霸道的正义，嚣张的戾气，奸诈的佞气，言辞间的促狭，描诉中的急促，唯独缺少两个字：善良。
　　 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怎么都忘记了？
　　 没有生活的真，也没有从教育获得的善，怎么会有小说的美呢？一个事实是，现在公认的大师都是JF前的，JF后没出过大师。就是这个道理。